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查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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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之源　　

　　1982年，无锡市惠山区盛岸派出所处理了一起小小的经济纠纷案。事件的中心人物叫邓斌，48岁，无锡市变压器厂退休女工，惠山区商业公司下属盛岸街道服务部承包经理。几天前，有人到派出所告状，说她以代买彩电为由骗钱。

　　这个邓斌，身材肥胖，举止轻柔。尽管已年近半百，但皮肤保养得却挺好。看她一副端庄、持重的神态，很难相信她还是个有过前科的“小骗子”。她在工厂当绕线工时，就曾因骗钱而被厂方给予开除留用的处分。当时她到处炫耀自己的丈夫是海员，有路子能买到自行车等紧俏货。许多人纷纷求她帮忙，她满口答应。钱收下了，却又久拖不办，其实她根本买不来这么多紧俏货。实在逼急了，便玩起了一个鬼把戏，将别人的钱贴上，到市面上高价买些货物以作应付。如此一来，不明底细的人都认为邓斌的确不简单，路子野，她的虚荣心也从中得到极大满足。但这个鬼把戏最终还是露了馅。

　　在厂里混不下去了的邓斌借口身体不好，提前退了休。但由于与丈夫感情不和，在家里闲着又百无聊赖，她跑到街道服务部的小商店里帮忙做事。最终又耐不住想出风头，承包了服务部，做了几笔小生意后，又开始到处包揽代买彩电之类的紧俏货，并故伎重演，再次玩起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这不，人们又告到了派出所。盛岸派出所决定给予邓斌具结悔过处理，警告她以后不许再犯，邓斌作了保证回家去了。

　　这次事件只是当时派出所处理的许多纠纷中不起眼的一个。然而谁会想到，相同的人，相同的手法，会在十年以后酿成一场使千万当地人深受其害的灾难！

　　这两次碰壁反而激发了邓斌潜意识里的一种疯狂的欲念，从而在她的人生历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1985年，邓斌跟别人一起跑到深圳找熟人、托关系联系三合板生意，结果生意未做成，却由此而开始了她充满投机性、赌博性与阴谋的后半生。在那里，邓斌碰到一个正在倒霉的老乡，无锡县金城湾开发总公司下属金城湾工贸公司经理朱喜春（后任金城湾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当时，朱等人正为做生意被骗而焦头烂额。邓斌心知这个老乡的价值，便凑在一起帮着出出主意，还借了点钱给他们。果然，朱喜春回无锡后，便向他的后台老板——时任无锡县金城湾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的倪品良（后任总经理）大力推荐邓斌。

　　倪品良认识邓斌后，对这个大方、热心的女人颇为欣赏。不久，便聘用她为金城湾工贸公司副经理，后又改聘为金城湾开发总公司业务部经理。并决定金城湾工贸公司与盛岸街道服务部联营。从此，邓斌算是正儿八经地步入商海了。

十四

　始作俑者

　　路子一打开，机遇便接踵而至。1988年下半年，邓斌又随倪品良等人到深圳，与深圳中兴公司洽谈合作，在那里，她又结识了一位对她后半生起了关键性作用的人物，中兴公司总经理李允若。有人向邓斌等人介绍说李总原是国务院某部的副部级干部，这下使邓斌对他奉若伸明，跑前跑后围着转。在她的眼里，这位头发稀疏，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李总”，显然比土老板倪品良的“档次”要高出许多。

　　后来，中兴公司与金城湾开发总公司联合做成了一笔生意，李允若合出2万元要奖励一直跑前跑后出了不少力的邓斌，精明的邓斌故作大文，分文不取，目的自然是想博得李的好感。李允若于是对这位能说会道、做事利索、善解人意的女人开始另眼看待。李允若的中兴公司在无锡本设有个联络处，但一直经营不力。他见邓斌有意与自己套近乎，就与倪品良商量请邓兼任这个联络处的负责人，好为两家以后继续合作牵线搭桥。倪欣然同意，邓斌更是求之不得。自此，邓老太身兼三职，两头牵线，成了倪、李眼中的红人。

　　李允若为了达到利用邓斌为自己在富庶的江献开辟财源的目的，亲自向邓斌传授了一个发财的高招：借鸡生蛋，也就是以合作经营某种商品的名义，用高利吸引别人投资。为使邓斌放心大胆地干，他还信口吹嘘自己手头有许多外贸生意，每笔都能赚40%以上的利润。用别人的钱使自己发财，邓斌何乐不为！金城湾方面对这种无本买卖表示了极大兴趣。在一次酒席桌上，觥等交错之间，李允若、邓斌和朱喜春等人信口将投资分利为每期（45天）11%。邓斌的能耐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至于什么联营、合作业务，则一窍不通。为了将愚蠢的邓斌引上路，李允若亲自为她起草了一份“联营协议”，并吩咐她以后尽可以照猎画虎，依样办理。这是一道充满邪恶魔力的咒符。它使邓斌一步登天，却使千万人沉入深渊。

　　1989年8月23日，在李允若的一手操办下，邓斌以金城湾工贸工司的名义与深圳四维电脑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第一份协议书。协议规定，由这家公司出资152万元，交与邓斌经营2000台空调压缩机生意，期限为27天，到期返还利161万元（折合年利率为78.96%）

　　自此以后，李允若又到处谎称生产出口一次性注射器、医用手套、丝素膏等产品赢利很大，连续拉来了数笔共几千万元的资金，邓斌也全部依样办理，与人签订了协议，每笔资金规定的年利率都在60％以上。

　　这些生意都纯属子虚乌有。老奸巨滑的李允若因为介绍资金而从中得到分利900多万元，但在生意经营方面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在签订协议时，他还特意吩咐邓斌，不许以中兴公司的名义，只以金城湾开发总公司的名义签。

　　邓斌也根本没本事去经营什么产品。她只有再次耍弄起当年的鬼把戏，用后家的钱贴补给前家。这样应付了几笔之后，她逐渐醒悟到，高额利息的幌子比“代买彩电”之类的借口高明多了！买彩电的人终究有限，而想获得高利的人却源源不断。只要把这面招牌打下去，就能不断引来越来越多的资金，自己手中就总有花不完的钱！

　　然而她也非常明白，自己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一旦集资亏欠的窟窿不能及时弥补上，就会被烧成灰烬，沉入地狱。于是她摽上了李允若这棵她眼中的大树，决心靠着他贿下去，哪怕万劫不复。李允若为了更多地利用邓斌的集资，吩咐邓斌不要把集资款全打到金城湾的帐户上，可以想法从集体小企业借用一个帐户，把钱周转到中兴公司去。邓斌认为这样也便于自己掌握集资款，就通过关系到无锡县杨市机电设备服务公司借了一个帐户，答应每年交些“利润”，为了名正言顺还挂名担任了这家公司的副经理。通过这个周转站，邓斌又私下以金城湾开发总公司的名义，签订了一些集资协议，并将其中一部分资金打到了中兴公司李允若手上。

　　这件事后来被倪品良发现，他气极败坏，声称要到检察院去告她。但转念一想，邓斌也为自己的公司拉来了一些资金，这才作罢。自此倪、邓间貌合神离，相互提防。

　　恰在此时，深圳的李允若出了事。原来，中兴公司在一项生意中被人骗走了大笔资金，公司上级主管部门为此撤销了李允若的职务，将他扫地出门。新上任的总经理又撤销了中兴公司驻无锡联络处，邓斌与李允若一起成了丧家之犬。此时邓斌虽早已知道李允若不是什么副部级干部，但唯利是图、骗子赌徒的共性，以及拆东墙补西墙造成的集资窟窿，已经使他们走到了同一条道上。不久，李允若又同北京市A机关挂上了钩,并受命委托亲信承包了深圳江山实业总公司综合部，同时负责筹建新公司。他仍聘任邓斌为江山综合部副经理兼驻无锡联络处负责人。在此期间，邓斌为了填补集资窟窿，继续与人签订集资协议。

　　1990年11月,由李允若筹建的北京市A机关下属深圳中光实业总公司成立，李允若又当上了总经理，并聘任死心塌地追随他的邓斌为总经理助理，兼该公司驻无锡办事处主任。拥有了新头衔的邓斌，特意飞到深圳参加中光公司的开业庆典。这次使她大开眼界，见到了北京市A机关的头头脑脑，对A机关的派头和实力大为折服，心中还不由得暗暗庆幸自己能与他们拉上关系。

　　东山再起的李允若己不把小小的“金城湾”看在眼里，况且李、倪之间本来就因分利不匀而存在矛盾。李允若便让邓斌与金城湾开发总公司脱钩，倪品良倒也干脆，把所有邓斌签订的协议全推了出来，却把资金留了下来。这样，邓斌背着几千万元的集资窟窿，一头栽到了李允若怀里。但此时邓斌自认为中光公司有A机关的背景,自己的腰板也比以前硬了许多。她有恃无恐地到处以中光公司的名义拉集资。然而，李允若决不想把集资的鬼火引到自己头上。当他得知邓斌在无锡以中光公司的名义与人签订集资协议时，不禁大为光火，亲自飞往无锡找邓斌算帐。看到邓老太已背了一屁股债，他意识到，如果继续与这个胆大妄为、不知深浅的女人拉扯下去，自己也终会受到拖累。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向自己上司、A机关的领导们告了邓斌一状，称她的资金有问题，有可能携款外逃。

　　北京市A机关的领导们接到李允若的汇报后，决定对作为下属企业聘用于部的邓斌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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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的结合

　　1991年2月22日，两位京城“特派员”驾临无锡。李明、韩万隆，北京市A机关副处长、科长。奉上级指派，根据李允若的反映，打算重点对邓斌私自以中光公司名义向江阴、南通等地的一些企业集资700多万元，并打算携款外逃等问题进行调查。邓斌得知消息后一阵惶恐，但同时也激起了她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本能，直觉告诉她，这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两位大驾一降临，便被急忙迎进高级宾馆。稍事休整，邓老太便开始了表演，通天花乱坠的溜须拍马，尔后是诚惶诚恐地汇报工作，接着鼻涕眼泪地诉说“开展业务”时的辛苦。

　　邓老太的卑躬屈膝使李、韩彻底抛掉了戒心。随后而来的安排，更使他们舒心、欢畅。当地最豪华的美丽都大酒店里的山珍海味、美味佳肴，高档夜总会里的狂歌劲舞、灯红酒绿，此外，邓斌还给每人的兜里又塞进了10000元“小意思”。

　　在邓老太的一番苦心下，一场原本该严肃认真的调查，终于演变成了一场罪恶的结合。其实李、韩此行还另有意图。二位胡乱翻了一通邓老太提供的帐册，定论；邓斌的生意没有问题。他们又装模作样到北塘区盛岸街道了解情况。几年来，邓斌用集资款交给了区里和街道不少“利润”，为此多次受到表彰。有关方面向前来“调查”的李、韩提供了摞宣传表彰邓老太的文章、材料。至于几年前邓斌曾在派出所具结悔过一事，李、韩经过“了解”后认定：是有人陷害邓斌。调查就这样不了了之。

　　邓斌终于平稳渡过了她人生的一个紧要关头。更为重要的是，两位“特派员”临走时甩下一句话：以后再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向北京汇报！邓老太心中油然而生一阵难以遏制的激动与喜悦。直觉告诉她，自己正面临一个更灿烂的转机。果然，李、韩回京后大力向上级领导宣扬：无锡发现了一个“借鸡生蛋”的女能人。在书面报告中，他们称：邓斌向一些单位借的钱均已还清；没有发现邓有其他问题；邓做生意的办法是可行的。

　　1991年3月25日，邓斌坐上了进京的飞机。此行是应李、韩之召，专程拜见上级领导。可以想象，飞机上的邓斌鸟瞰着脚下群山、湖泊，该是如何地浮想联翩、感慨万千。邓斌的北京之行获得圆满成功。

　　北京A机关一些主要领导都接见了她，这使她受宠若惊。更加使他激动不已的，是不久后又得知，在李明、韩万隆、李允若的建议下，A机关领导们同意在无锡建立新公司，总经理的人选就是她。

　　1991年8月8日，一个刻意挑选的“吉祥”日子，由邓斌任总经理的无锡新兴工贸联合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金200万元（都由邓斌用集资款提供给注册双方）。公司章程中规定每年向中光公司、惠山商业综合公司上交一定利润。但狡猾的李允若又一次耍了个心眼，在章程中特意注明，新兴工贸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将自己与邓斌的集资生意划清了界线，将来“新兴”的生意出了问题，与中兴公司无涉。

　　此时，邓斌已累计集资达3．86亿元，造成亏欠数千万元。然而，她陶醉在荣耀与光彩之中。开业典礼上，她站在北京来的贵宾与当地的头头脑脑之中，握手、鼓掌、微笑、发言，得意的春风荡漾在脸上。在她的眼里，A机关就是天，有无穷神通。只要把李明、韩万隆等人抱牢靠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没有填不上的洞。她像供菩萨一样把李明、韩万隆“供”了起来。

　　新兴公司成立后，李、韩几乎每个月都要到无锡指导工作。每次邓斌都亲自作精心安排。住则当地一流豪华大酒店，食则遍选山珍海味、名点佳肴。邓斌对主子们的供奉力求尽善尽美。李明每次过生日时，邓斌都要赶到身边，为他大摆宴席。李明属牛，喜好收集各种“牛”的艺术品，邓斌每看到较好的，便不论价钱，一律买下送给他。李明、韩万隆不管走到哪里，邓斌就拎着“钱袋”跟到哪里，唯恐不及时。由于李明、韩万隆等人经常去香港，邓斌特意用集资款兑换成美元，打到兴隆公司在香港的企业，设了个小金库，随时为领导提供“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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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人”

　　邓斌的发迹，“靠山”的作用最为关键。而她能攀上非法集资的金字塔尖，另外一股势力的作用亦至关重要，他们便是集资“中介人”。邓斌维持骗局的关键，在于新集资要数倍于到期集资，窟窿能及时填补上。32亿，几乎是个无可比拟的天文数字，邓斌一人纵有三头六臂也拉不来这么多资金。事实上，为邓斌维持骗局出了大力的，当数108个“中介人”，他们共介绍来集资14．73亿元。

　　集资初期，邓斌通过亲戚、朋友、同事等到处为她拉资金，并从中分些好处给他们，这便是早期的中介人。后来集资者蜂拥而至，一心想发财的人千方百计想与邓斌和新兴公司拉上关系，甚至出现了到新兴公司投资要通过几个关系转几个弯才行的局面。中介人就此走红起来，队伍也迅速扩大。邓老太的新老同事、朋友、亲戚，因其地位、身份能对邓斌施加影响的人，乃至仅仅是与其打过交道的人，或认识邓斌身边人的人……他们忽然间都发现自己与邓斌和新兴公司之间的某种联系，竟然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

　　由于中介人在非法集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得利多少和应负的责任也不同。据统计，在108名中介人中，单位中介人12人，个人中介人96人。其中有一半是党员干部，仅其中7名县处级干部为介绍、组织集资近2亿元。这些人不仅直接给国家集体造成了巨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他们的身份、地位，向群众作了极坏的反面示范，造成恶劣影响，为非法集资狂潮起了严重的推波助澜作用。

　　中介人得利的形式和途径五花八门。一由集资单位（新兴公司）支付，这主要出现在早期。再者，由出资单位支付，这是主要的，其形式有三种：一是中介人要求出资人以所得利息按比例分成，有的签定合同（协议）加以明确；有的则达成口头协议；二是中介人分别与出资人、集资人订立合同或隐瞒两头采取高进低出获取利息差；三是采取各种名义获取好处费；四是几种形式兼有。中介人通过以上途径获取的好处，通称为中介费。据统计，108个中介人共获中介费5340．17万元。个人获取中介费10万元以下的45人；10万元—20万元的5人；20—30万元的9人；30—40万元的3人；50—100万元的7人；100—1000万元的2人；1000万元以上的1人（未得中介费的30人）。

　　新兴公司集资是非法的，中介人所得的中介费当然均属非法的。然而，正如同列宁所概括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疯狂：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铤而走险，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法律。正是在利欲之心的驱动下，这“一百单八将”各逞手段，纷纷上阵。有的开起了“夫妻店”，有的姐妹弟仨人组成了“子弟兵”，还有的则专门成立了公司、承包经营部，当上了专门介绍集资的“专业户”。

　　其中影响大、“本事大”的，当推“四大名旦”。

海底捞

　“四大名旦 ”

　　姚静漪，无锡县电子公司出纳会计。此人已年逾半百，中等身材，长相文静清秀，衣着朴素，举止端庄，表情腼腆，一副淑女状。但她能够成为“四大名旦”之首，靠的却是工于心计，精明狡诈。她的算盘早在1991年经人介绍认识邓斌后，就拨得噼啪响了。在她眼里，邓老太就是棵摇钱树。她的单位与新兴公司只隔一条马路，平时有事没事，就往新兴公司遛达一圈，一来加深些感情，二来也多打探点消息。邓斌生病，她立即送去1万元慰问费，邓斌装修住房，她又马上送去26件红木家具；逢年过节，乃至季节更换，她都要及时给邓斌乃至新兴公司全体职工送慰问品，一次春节前，她一下子就给新兴公司送去了30多只火腿。就这样，精明的姚静漪把新兴公司上上下下打点得“清清爽爽”，新兴公司的大门向她彻底敞开了，她介绍的集资进出新兴畅通无阻，有时甚至都不用向邓老太打招呼。

　　姚静漪因此而财源滚滚。她想方设法通过关系借用了别的单位的4个银行帐户；为了筹资金，她几乎找遍了自己可以用得上的朋友、同事、同学、亲戚。姚静漪在二年多时间里共介绍集资1．157亿元，从中非法获利1240．8万元。

　　认识邓斌时，黄桂芬还是个农民临时工。然而短短三四年时间里，她却摇身一变成了千万富婆！黄桂芬发家的秘诀是侍候好邓老太。

　　还是在新兴公司成立前，邓斌曾到江阴市南阐乡木材加工厂联系纤维板生意，认识了仓库保管员黄桂芬。黄格外听话、殷勤，博得了邓的欢心。后来邓斌的集资生意越做越红火，黄桂芬便紧紧追随在她周围。邓斌每逢生病或外出，总让她随从服侍，上下车要搀着，浴后睡前要按摩、捶腿。终于有一天，邓老太对她说：“以后你好好侍候我，搞些钱放在我这里集资，我不会亏待你的。”从此黄桂芬飞黄腾达！至案发前，黄桂芬共介绍集资1．047亿元，非法获利1500多万元！

　　金惠珍的丈夫是原无锡市检察院检察长高振家。金本人做过小学教师，在机关干过人事工作，退休前系无锡市公安局预审股预审员。1991年深秋时节，金随丈夫应邀参加一个宴会，席间认识了邓斌。两人一见如故，格外亲热。邓斌对这位“官太太”自然另眼看待，金惠珍对这位“女能人”也自有打算。她与邓斌拉关系有着更为长远的打算。她早已忍受不了干部家庭的清贫生活，眼看着丈夫行将退休，便立下宏愿，要在丈夫手中权力“过期作废”之前，挣下一幢小洋楼、一辆小汽车，再存上二三十万积蓄，保证自己何去何从舒舒服服度过晚年。她把实现这个目标的希望寄托到了邓斌和新兴公司的非法集资活动中。她调动起了全家的力量，狂热地投入到非法集资活动中。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金惠珍共组织、介绍非法集资1828万元，获利99．99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金惠珍疯狂地敛财捞钱的同时，她的丈夫高振家也在大肆收受贿赂。尽管他们感情不和，但在贪财上却是共同的。两人由此也便互相包容了。

　　戴宝珍原本是一名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丈夫升任江阴市委书记后，她才农转非随丈夫进了城，这时她还在自家院子里开出一块地，种种菜，养养鸡。然而，渐渐地，“第一夫人”的称号开始使她懵懂地意识到自己身份的某种“价值”。

　　邓斌到江阴活动，非常注意结交当地“名人”。尽管戴宝珍的丈夫已调任外地当书记，但影响仍在。邓斌于是专程登门拜访，后来，又请她游历了一番东南亚，这下使戴宝珍大开眼界，心中那种本就蠢蠢欲动的欲望，终于活泛起来。一些人听说了她与邓之间的交往，纷纷登门求助，她开始有求必应，拿到好处，尝到甜头后，便开始四处奔走，热衷此道。

　　与前三大“名旦”相比，戴宝珍算不上精明，她捞取不义之财的方法也更为笨拙，更加直接、赤裸裸。她经常公开向集资单位讨要乃至勒索好处费。在介绍桐岐镇工业公司的1800万元集资时，她索要了名贵钻戒、镶翡翠戒指各一只，价值5．04万元。后来又以给邓斌送礼为名，索要了价值5．38万元的红木家具两套。就这样，这位书记夫人如同她当年养鸡攒蛋一样，先后介绍、组织非法集资1亿多元。从中非法获利53．25万元，非法收入29万多元。

　　“四大名旦”之流的粉墨登场，是整个非法集资闹剧中的丑恶一幕。她们“唱腔”不同，各有特色，然而贪婪却是她们共同的基调。案发后，当身陷高墙、被困铁网时，她们又齐声高骂邓斌这个妖精骗了她们。然而，当初集资正狂时，她们无一不竭力与邓斌拉关系、套近乎，纷纷向邓老太行贿送礼。邓斌是个“害人精”，就在于她在欲火自焚的同时，也为像姚、黄、金、戴一样的人打开了放纵欲念的阀门，共同上演了一出自我毁灭的闹剧。

想拒绝呼吸

　“名旦”背后的老板

　　“四大名旦”之首姚静漪，在非法集资活动中以介绍组织集资款1．154亿元独占鳌头。她之所以一鸣惊人，与其背后的两大靠山分不开。

　　一位就是原无锡市检察院检察长高振家，他们是亲戚，姚能在当地网络那么多关系，拆借来那么多资金，此背景有直接作用。

　　另一位，是原中国纺织总会厅级干部，华诚纺织联合公司总经理周涵春。周与姚均为无锡县张泾镇人，周的弟弟与姚是老同学，关系很好。姚在投身非法集资活动之初，便想到这位在京当大官的老朋友。1992年6月，她特地跑到北京，以老乡之情求他“为家乡建设出力”。这位周老板甚是乐意在家乡人面前展现一下气派，慨然应诺。先小试身手，一笔给搞了450万元贷款，随后又打电话、批条子，东拨西调，从北京、广东等地的下属企业筹集了2900万元，陆续打到姚专为集资开设的黑帐户上。姚静漪靠这些资金从新兴公司共得利息数百万元。看到姚静漪发了大财，周涵春当初“为家乡帮忙”的想法，渐渐转变成了不甘心白白让别人赚钱发财的念头。想想自己也快退休了，手中的“大权”不久就要作废了，以后哪里还会有这样好的发财机会？于是他几次打电话给姚静漪，称自己的单位也要搞些福利，儿子上学还要交赞助等等。姚静漪当然心领神会。1992年底，她带着20万元巨款与弟弟姚××一起飞往北京。时值周涵春出国考察，走前曾给姚留下话，有东西就请他在单位的亲信代转。于是，姚将19．5万元人民币以周和他两个儿子的名义存入银行，又将存折与5000元现金放在一个信封里，交给了周涵春指定的人。周出国回来后，接过信封看了看，心满意足地放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默契，周、姚间的合作愈来愈频繁、顺利。周又以华诚纺织联合公司的名义，从北京中信某信托投资公司贷款950万元。并将此款汇给姚静漪投入新兴公司。集资到期后，他指使姚将此款中的500万元汇到他外甥俞伟的吴江市横扇供销社，然后又让该社将此500万元贷款利息付汇至北京新华丰染织发展有限公司。如此这番手脚之后，他采用“飞过海”的手法，两次从“新华丰”公司帐上提取到利息差31666．35元人民币，据为己有。周、姚之间就这样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周涵春这位大老板的“资助”，姚静漪不会成为“四大名旦”之首。而姚的“一举成名”，更为周带来了巨大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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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灭之路

　　社会上不利于邓斌和新兴公司的说法渐渐增多。尤其是北京长城公司非法集资10亿元大案暴露以后，有人从新兴繁荣的背后，敏锐地感觉到了令人不安的阴影。

　　1993年6月，无锡市政协的一位老同志向当时的无锡市委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

　　全文如下：市委领导及×××同志：

　　最近，《解放日报》、《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建国以来两起特大金融诈骗案：一起是四川省荣昌县农妇余万珍以高利诱饵诈骗得1000多万元；一起是北京长城公司沈太福以高利集资诈骗资金10亿元。两起同一性质和手法的大案见报以后，许多人很自然地把它与我市闻名的女老板邓斌联系在一起。据多方信息反映，三四年前，邓斌就开始在无锡县部分乡镇搞集资活动，年利一般在30—60％，由于利率特高，且按期付息，市区及周围市县投资者蜂拥而至，找关系、托人情，甚至不惜借贷，把大量资金投向邓斌。据江阴估计，邓斌在江阴范围内集资约3亿元左右，无锡县市数额也不会小。邓斌集中这巨额资金去干什么？投资者始终是个谜。从表面看，她也办了一些企业，如本市的金曼夜总会等，但投资规模并不大，并且效益预测也难以偿付这高额利息。然而邓斌的出手却很大，今春一企业开张，请客1300多人，仅礼金一项开支10多万元。因此，社会上广为流传，邓斌是在与××部门做军火、走私生意。为获取高利，当前仍有许多人千方百计把钱投给邓斌。这种现象值得引起重视。目前至少可以这样看：一是这种活动扰乱了金融秩序；二是损害了国家机关声誉；三是不利于我市集中资金搞地方建设。为整顿金融秩序，保护投资者利益，建议市委组织工商、人民银行组成调查组，对邓斌的集资活动作一次全面了解，以防止上述两案在我市重演。

　　×××1993年6月26日

　　然而，这封信并未引起当时无锡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视。某些领导的迟钝、麻木、缺乏政治敏锐性的状况，客观上再次为邓斌一伙维持骗局、继续作案提供了机会。面对越来越多的指责与揭发，邓斌、李明一伙惊恐万分。他们深知这弥天大谎仅仅维系于一张薄薄的纸片，一旦戳破，便招致灭顶之灾。

　　为了继续骗取人们的信任，邓斌故伎重演，又匆忙拼凑了刚建成的十家企业一起举办开业典礼，在这个典礼上她声称，新兴公司是“一家初具规模、工贸技合一、拥有国际国内二个市场的大中型企业”。“公司参与投资机械制造、电子、制药、高科技产品、丝绸印染、冶金、皮革、陶瓷……”“今年，公司走出国门，分别在匈牙利、美国、泰国、香港等地区投资举办了5家境外企业……”她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这些企业“产品起点高、质量好、市场俏，绝大多数企业已初见效益，并处于良性循环之中……”

　　一通吹嘘之后，邓斌话锋一转，“回顾新兴实业总公司二年来的创业路程，来之不易，公司由小到大，从弱变强，本人从中领略到了创业之艰难，道路曲折、坎坷；社会上不时对我公司和本人传来这样那样的看法和猜测，个别人甚至造谣、诬陷、诽谤，干扰我公司的发展。”

　　邓老太说着说着口气逐渐硬了起来。“针对这些流言蜚语，我们将依靠组织、借助于国家法律去解决。我们坚信，这些人必将被绳之以法。”

　　邓老太的话听起来底气十足。此刻，她根深蒂固的赌徒的本性、独特强烈的求生潜能又被激发了起来，决心再进行一次生命的赌博。

　　由于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规模，整顿金融秩序，投入新兴的资金急剧减少。1993年4月的集资额为9060．25万元，5月降至4345万元，7月又降到1450万元，8月一下子猛跌至450万元。集资的金字塔岌岌可危，新兴公司还本付息已经难以维持下去。到新兴公司讨债的人逐渐增多，已经有人打算要去法院告邓斌！

　　当邓斌讲到要将“造谣”的人绳之以法时，她自己心中却一阵阵胆寒。10月，江阴市有关方面根据上级指示，曾对新兴公司在江阴进行集资的情况作过外围了解。然而，这次调查一开始便遇到重重阻力。一些集资单位和个人担心一旦对新兴公司的问题进行调查，便会影响他们获得高利、收回本金。有人直接找到市领导，以各种借口阻挠调查。

　　邓斌很快得知了消息。她迅速向北京的后台老板们作了汇报，李明等人马上做出反应。一天晚上，江阴市一位领导干部的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位自称是北京李局长的人说，新兴公司是他们的企业，没有什么问题。谎言只能蒙蔽一时，不久新兴公司集资金字塔倒塌了！

　　10月份，只有30万元进帐。还本付息已基本停止。讨债的人越来越多地聚集在新兴公司门前和邓斌家里。最多时，从邓斌住的四楼一直排到底层。

　　大批集资者讨钱无望，终于意识到自己面临的竟是血本无归的惨痛局面，这时才想起了人民政府，想到法律，于是纷纷到法院告状。自1993年12月8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起诉新兴公司“借款”不还纠纷案件起，到1994年7月江苏省委派驻工作组，江苏省各级法院共受理此类案件62件，涉案资金达2.5亿元。省高法在受理诉讼后，曾派人到无锡冻结了新兴公司的三个帐户，却发现帐上只有2万多元。越来越严重的局面引起了无锡市委的重视，有关领导指示，限制邓斌出国，防止其外逃。并决定由法院出面与北京兴隆公司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协商解决办法。连续三年表彰邓斌的北京兴隆公司上级主管机关，却没有哪位领导能搞清新兴公司到底欠别人多少钱。

　　邓斌生怕吓跑了支持者，对他们声称公司债务只4亿元，但仍拥有6亿元的债权，资大于债。直接负责下属企业工作的李敏一手遮天，向上级汇报说：关于新兴公司向社会集资一事根本不存在，只是合作经营；利润过高的说法也站不住脚；新兴公司资不抵债的说法是错误的。

　　7月份，兴隆公司上级部门的一位领导率领李明等人到无锡，亲自与当地有关领导协商新兴公司还款之事，并表示“一定对新兴公司之事负责，砸锅卖铁也要还钱”。然而，当无锡市法院的同志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告诉他们新兴公司欠款已达10亿元时，这位领导脸色陡变，扭头看着随从的李明，李明强作镇静，坚持说没欠这么多，只有5或6亿元。他们只在无锡停留了一天便匆匆走了。

　　随后，邓斌为了躲债也以催讨欠债为名溜到了深圳，躲起来了。这个作孽多端的害人精留下的，是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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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之战拉开帷幕

　　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曹克明看到省纪委信访室报来的第六期《信访情况》后，大吃了一惊。他揉了揉由于长时间批阅文件累酸的双眼，又重新仔细阅读了一遍。

　　这位纪委书记人称“反腐败斗争的勇士”，瘦削的身材、有神的双眼、利索的举止表现出一种敏睿、果断的魄力和气质。在他直接负责和领导下，江苏省纪检监察机关近年来接连查处了一系列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大要案，并在全省反腐败斗争、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独特而突出的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得到中央纪委、江苏省委的充分肯定和表扬。他本人也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拥有非常高的威望。此刻，他紧蹙的双眉又表示发现了重大情况。

　　时值盛夏，火炉一般的南京城，热浪一阵高过一阵，烤得人从心里往外冒汗。窗外的蝉鸣一声紧似一声，催得人心躁。然而此时曹书记的耳边，却好像响起了另外一个更加催动人心的呼救声。呼声来自摆在面前的《信访情况》。上面报告，6月21日信访室收到一封署名“江阴市深受其害的单位”的举报信，反映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总经理邓斌，在其后台老板、北京兴隆公司的支持下，在无锡、江阴等地招摇撞骗进行集资，仅江阴市就有26家单位巨额集资款到期未还，金额高达10多亿元，给当地造成严重后果。信中还列举了江阴市24家单位向新兴公司集资的详细情况。看着看着，曹克明同志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怒火。信中反映金额之巨、情况之紧急，引起了这位嫉恶如仇、执法公正的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省纪委正在抓紧查处另外几起大要案，工作压力大，办案人员紧张。然而，这封信中显然隐含着更为严重的事实，如若情况属实，拖延一天都意味着危害扩大一步。刻不容缓！他马上挥动手中的笔，在《信访情况》上指示：请奎顺同志迅速安排一室了解一下，如属实，立即向省委汇报。时为1994年6月23日。

　　曹书记批示中的“奎顺同志”，是指分管案件检查工作的省纪委常委季奎顺（1994年12月任省纪委副书记）。这位同样果断利索、雷厉风行的“办案专家”看到批示后，当即找到分管无锡片的案件检查一室的负责人研究，马上抽派2位同志赴无锡，对信中反映情况进行初步核实。

　　6月29日，核查人员抵达无锡。一个星期后，两位同志风尘仆仆赶回南京汇报：举报基本属实。

　　经过对举报信中提到的江阴市16家单位的筹资情况进行抽查核实，发现总金额已达4.68亿元，与举报数字相差无几。另据进一步了解，新兴公司还在无锡县、张家港市、南通市、淮阴市乃至省外筹集资金，初步估计在10亿元左右。更加严重的是，新兴公司已无偿还能力。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类诉讼案39起，对其中24起作了调解处理。按调解规定该公司在4、5、6月应履行归还金额2900万元，而该公司目前只履行了450万元！

　　当地有关方面曾向北京兴隆公司上级主管部门交涉，要求新兴公司提供有关帐务，以便查清集资金额，解决欠款纠纷。然而，该公司却致公函说，“新兴公司除完成经济工作外，还要完成局交办的业务工作，不便提供公司帐务细目”。后来，兴隆公司董事长李敏等3个来无锡，答应调1亿元资金过来，但一直未见踪影。

　　新兴公司的集资款到哪里去了？有人说被兴隆公司调走了，有人说被邓斌搞到国外去了。众说纷纭，尚不能断定。但由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是，参加集资的单位、个人都面临着灾难！

　　曹克明和省纪委其他领导同志听到汇报后，再次感到了这起事件的严重性。决定立即向省委报告。

　　7月13日，第209次江苏省委常委会听取了省纪委的汇报，决定由省纪委、监察厅牵头，组织公检法机关的同志，会合当地有关部门，进一步把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向中央汇报。当天晚上，曹克明、季奎顺同志共同研究了调查方案，并召集检察院、公安厅等部门负责同志，向他们通报了省委决定。

　　7月14日，由省纪委、监察厅、检察院、法院的7名同志组成的调查小组成立，由季奎顺同志负责。第二天，7名同志分乘两辆小轿车离开南京，直奔无锡。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